1949年1月10日，淮海战役宣告结束。当这一消息传到西柏坡时，毛泽东并没有第一时间召开庆祝会议或发电报表扬，而是坐在藤椅上，抽着烟，和身边的人谈起这场战役。李银桥那时担任毛主席的卫士，后来回忆称，毛泽东这几天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这场战斗打得艰难，参战的六十万人对抗八十万人，他们是如何艰难地取得胜利的，究竟该由谁来承担最大的功劳？有一天，刘伯承和邓小平从前线回来汇报，三人在房间里讨论了两个多小时。刘伯承用生动的比喻形容道：“淮海战役，就像嘴里含了个核桃，咬也咬不碎，吞也吞不下去。”邓小平接着补充：“部队打得很果敢，但也非常残酷。”刘伯承稍后又说：“最终我们真的咬碎了。”毛泽东询问伤亡情况，刘伯承回答，华东野战军的伤亡为十万。毛泽东默默思考了一会儿，表示：“歼灭敌人55万，消灭30万，还是值得的。”此时，邓小平提到：“在淮海战役中，粟裕做了重要贡献。”毛泽东点头回应：“淮海战役中，粟裕立下了最大功劳。”这段话并不是公开的表彰，而是私下的交流，恰恰反映了毛泽东的真实想法。尽管当时粟裕只是华东野战军的代理司令员兼暂代政委，总前委由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、粟裕和谭震林五人组成，邓小平是书记，而粟裕排名第四，然而为何“第一功”竟会落到他的头上呢？这其中隐藏着一个许多人未曾深思的问题：淮海战役到底是谁的构思呢？

首先，一封影响重大的电报引导了毛泽东的决策转变。1948年1月22日，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收到来自粟裕的电报，标题是“斗胆直陈”。这四个字并非客套之词，而是冒着巨大的风险，因当时下级对上级的战略决策提出异议是极其罕见的。而粟裕直接反对中央已定的重大决策。根据当时的战略方向，党中央决定派出粟裕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下，深入敌后，以强迫蒋介石将中原的部队调回江南。这一决策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作出的，并于1月27日正式下令粟裕执行。然而，粟裕对此表示反对，在电报中指出，南下作战会分散军力，反而不利于改变中原战局，性质应是集结更强兵力来进行大规模的歼敌战斗。更重要的是，粟裕提出了一个详细的方案，建议暂缓渡江，并在黄淮地区集中兵力打几场大仗。毛泽东在接到电报后，并没有迅速作出回复，因为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决策，意味着要推翻之前的作战计划。之后，粟裕并没有停止，经过一段时间，他再次发电报，长达两千字，重申之前的观点。4月18日，他第三次发电报，再次坚持主张。三封电报，三个月的坚持，粟裕始终在呼吁改变战略。

最终，毛泽东在河北城南庄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，专门探讨这一问题。会议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，改变了南下的计划，决定尽可能地在长江以北消灭国民党主力。这个决策对解放战争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如果按照原计划渡江南下，粟裕带领的三个纵队将面临缺乏后方支持的极大风险，战斗损失可能会非常惨重。集中兵力于北方作战则能得到根据地的支持，战斗逐渐增强。后来在豫东战役中，粟裕指挥的战役歼敌九万余人，创下了解放战争以来战役歼敌人数的新纪录，这也证明了“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”战略的正确性，再没有人对此产生质疑。